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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其原因，除了代理商实力因素外，还有对国家政策的把握、虚拟运营商代理政策的关注、长期的市场因素等多方面造成。虚拟运营商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发展成千上万的一级末梢代理商，而国代商、省代商恰恰有这种人脉与资源，层层分销尽管压低了利润，但是却带来了更多竞争机会。由此，部分虚拟运营商也出现了频繁更换国代商的事件，在不断磨合与探索中，寻找到最优合作渠道商。

2、市场缺乏强有力品牌代理商

虚拟运营商选择各级代销的模式更多是一种无奈，如果在全国各地寻找一级末梢代理商，不仅管理成本巨大，而且物流成本几无解决可能。另外，当年的主流渠道商迪信通、话机世界、苏宁、国美等已经纷纷申请移动转售牌照成为虚拟运营商，优质的现有渠道商可谓凤毛麟角。

目前，国内除了汇杰互联、心龙达、亚飞达等极少数有一定规模、信誉、品牌知名度的渠道商外，多数渠道商各自为战，趋利易旗。部分代理商在拿到个别虚拟运营商优质资源后，如果有其他家提供同样优厚的代理政策，代理商多数会将手中销售的170卡取而代之，粘性极低。

有鉴于此，部分渠道商纷纷抱团，在主要地市、县级市场、乡镇级市场引入“合伙人”机制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增强与虚拟运营商企业在代理政策上谈判的话语权。在这一点上，汇杰互联与心龙达走在了国内前列。

据悉，仅汇杰互联、心龙达、亚飞达三家大型渠道商便占据了国内170号卡销售总数的近五成份额。尽管如此，市场依旧缺乏强有力的品牌渠道商，除了社会渠道商在自有渠道门面缺乏明显LOGO显示外，大众消费者对当前的渠道体系几无所知，多数前往的门店规模较小、无连锁效应，品牌认知度极低。

（二）虚拟运营商监管渠道商力度不足

在虚拟运营商自查自纠期间，多数企业下大力气整治社会渠道。例如，迪信通便运用全国26个分公司近3000家门店的覆盖优势，动员全集团两万员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地自查自纠工作，建立了百万元奖金池，设立专业的巡查小组，对所有涉及转售业务的门店，进行不定期的明察暗访，加大检查力度，对于发现的非授权售卡渠道，未按照官方流程售卡的行为，立即处理。

海航通信则在所有社会渠道中下发授权牌，并统一配置了身份证识别仪，同期开放了7*24小时举报通道；远特通信开展了“渠道治理行动”，强化源头防范，对不使用“远盟”的签约渠道进行了解约处理；红豆电信则向代理渠道配发统一标识，要求渠道合作伙伴严格按要求实名开卡；话机世界则通过开发代理商系统实现对全国2万多家渠道的有效管理，从而确保用户入网实名制办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