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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培芳：一个来自中国的事实，也许就可以破解互联网究竟是制造鸿沟还是普及红利的世界难题。
中国改革开放40年，哪个行业发展最快？恐怕非信息通信业莫属。据统计，4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.8倍、石油产量增长2倍、发电量增长18倍、社会交通总量增长20多倍。而网络信息流量增长200多万倍！同期，我国粮食单价上涨十几倍，水、电涨价几十倍，公共交通涨价5~10倍，房价则上涨百倍。而只有信息通信流量的单价下降到原来的几千分之一！当年买一台大哥大手机要几万元，现在一台普通智能手机一两千元。当年发电报一个字（16bit流量）要七分钱，现在用微信发文字信息几乎不要钱。
任正非20年前就深谙信息经济规律，他说过，传统经济以钢铁、石油、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，越用越少，越用越贵。信息经济以沙石原料的芯片、光纤和知识为基础资源，越用越多，高而不贵。谁要是想用传统工业思维经营信息经济，肯定要失败。
《通信世界》：您认为互联网行业如何助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社会？
杨培芳：从宏观统计看，信息网络发展似乎与世界贫富分化同步。但从技术逻辑看，信息通信从来不是富商巨贾们独享的豪宅和私人游艇，而是让世界扁平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平台。
回想计算机应用之初，中国能掌握Basic语言，能到计算中心操作计算机的人少之又少。曾几何时，中国的智能手机、网络购物和微信支付已普及到了普通人群。如何看待所谓的互联网悖论？我认为传统工业经济思维和唯GDP的评估方法扭曲了网信生产力的价值。
我是个“技制主义”者，与凡勃伦的“技治主义”稍有区别，我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必然引发人类思维方式和法律制度的变革，促使社会朝着协同互利的信息普惠方向发展。
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证明“人猿相揖别，只几个石头磨过…”“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，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”。信息技术革命是比蒸汽机革命和电气革命更伟大的一次革命，它不但改造客观世界，还通过人们的知识互动，直接改变主观世界。如果有人认为“技治”主义偏执于技术决定论，那么“技制”主义则更重视科技和人文的互动关系。但是，由于涉及到既得利益的调整，法律制度肯定会滞后于信息科技的发展普及，尚需要一个互动的过程。
《通信世界》：互联网企业如何适应信息普惠的要求，您有何政策建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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